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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双碳”目标成为中国进行产业整顿和改革的新坐标。所谓“双碳”,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减碳路线,即“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围绕着“双碳”目标,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系列产业改革。例如,钢铁行业不但明确了“2021年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目标,也提出不搞“一刀切”,对于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企实施差异化的环保管理政策。再例如,为了加速高耗能产业中低效率产能的出清,中国多省响应“能耗双控”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的“双高”企业进行限电限产。
此外,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央企层面的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进一步提速。目前,中国的钢铁产能正在向宝钢集团等大型国企集中,水泥产能也正向中国建材集团等大型国企整合。这些高耗能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不仅有助于政府统一调控,也有助于企业集中资源进行低碳升级改造。
前事之不忘
想要理解近期中国政府加速产业改革的动机,就必须回顾上轮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的收获与付出。
2007年至2009年间,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各大经济体陷入衰退,全球贸易额骤降。面对外贸的持续恶化,仍然较为依赖出口的中国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截至2010年,这些措施的投资规模约为四万亿元人民币,因此也被称为“四万亿计划”。
当时的“四万亿计划”扩大了内部需求,缓解了就业压力,升级了基础设施,带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快速走出衰退。可以说,“四万亿计划”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功不可没。金融危机后,中国产能的快速扩张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同时中国为全球输出了大量廉价商品成为发达经济体能够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而不引发恶性通胀的基础条件。
然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四万亿计划”在短期内造成了经济繁荣过度和信用创造过度,最终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盲目建设,各地产能大量过剩。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输出廉价商品的同时对生态造成极大破坏。如果加上环境成本,中国输出的商品其实并不“便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
后事之师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然在反思“四万亿计划”的得与失。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不仅率先走出衰退,还为供需失衡的全球提供大量商品。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出口份额占比已经从疫情前2019年的13.1%上升至14.7%。显然,这一次,中国仍然能够充分享受全球经济复苏的红利。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不希望独自承担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
事实上,如果政府不加以引导,中国的部分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可能再次进入无序扩张周期。此前,由于美国联储局持续“放水”,且全球供应链运转不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各类工业中间品、制成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在价格的刺激下,一些本应被淘汰的低效产能又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钢铁、化工等行业也已开始酝酿扩产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再次明确“双碳”目标,加大对“双高”行业的整顿力度。作为《巴黎协定》的签署国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有力支持者,中国必然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而其中所产生的成本则需要由全社会乃至全球消费者承担。也就是说,未来,中国要以一种更理性、更绿色低碳的形式输出工业品,分享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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